從上海到咸陽：外婆在西北橡膠廠支內的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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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家里一直是外婆掌勺，紅燒肉圓、糖醋排骨是她的拿手菜，也是我最愛吃她燒的菜。外婆說話嗓門很大，我經常還沒到家就能聽到她的聲音。孝順、熱心、好助人為樂，是和外婆接觸過的人眼里的她。現在，她每天的生活重心幾乎都圍繞著太婆轉。每次大家族里有人生病，外婆也都一馬當先去照顧。作為共產黨員的她，小區居委會的黨員會議一次不落，每天認真地刷學習強國。她也和眾多上海阿婆一樣，喜歡噶訕胡，炒股，看燒飯和養生節目，經常活躍在家族群里，轉發各類小道消息。

1971年，外婆抱著兒子，也就是我的舅舅。

這些都是自我有記憶起，腦海里的外婆印象。我出生時，外婆就已經五十幾歲了，所以我不曾知道，她年輕時的模樣。如果不是媽媽告訴我，我不會知道，外婆曾經在陜西咸陽“支內”（支援內地建設），呆了整整33年。就像外婆那一輩人一樣，她曾身體力行地投身到新中國的建設。西北的黃土高坡見證了她從一個20歲的小姑娘“琴”變成53歲的外婆。

盡管外婆經常包攬家族的一切事務，做事雷厲風行，像是大姐，但其實她在7個兄弟姐妹里排第五。在1960、70年代，太公太婆和他們的7個孩子走上了不同的建設祖國的道路。一家9口人，1個當兵，4個到外地插隊落戶，4個留在上海的工人……

老大在1950年參軍，當文藝兵。老二是上海鋼鐵一廠的工人。1960年，18歲的老三支援內地建設，去了山西太原。1963年，老四也緊跟哥哥的步伐做 “支青”，加入新疆建設兵團。

“琴”的父親在上海鐵路局工作，母親在紡織廠忙著做活。哥哥姐姐有的上班，有的遠走他鄉支援建設，12歲的“琴”成了家里最大的孩子，她必須一人獨當一面，帶妹妹、燒飯、做衣服……為了給自己和家人多添幾套新衣，“琴”從外面買來做衣服的紙板，自學縫紉。或許，長大后她可以開一家裁縫鋪。

但當時，祖國更需要她，街道已經給她分配好了任務。1965年，剛滿18歲的“琴”成為了“支內”，先在上海橡膠廠接受一年多的培訓，再前往陜西咸陽支援當地建設。不久，老六也去了安徽黃山做“支內”，年齡尚小的老七留在了上海環保局。

1967年4月份，20歲的“琴”與她的兄弟姐妹一樣，收拾好一個大行李箱，裝好春夏秋冬的衣服、被褥和毛毯，作好了一別數年的準備，一人踏上了遠離家鄉的旅途。

“琴”先坐火車到達南京，那時還沒有橫跨長江的大橋，她和其他六十幾名“支內”只能坐輪船擺渡到對岸。輪船很小，只有兩節，八個小時后，他們才全數坐上開往咸陽的綠皮火車。

39個小時，“琴”記得很清晰，她坐的是硬座，車內很擁擠，行李架被塞得滿滿當當，過道、甚至廁所都站滿了人。下了火車，他們坐上敞篷的大卡車開往他們日后生活和工作的地方，西北橡膠廠。卡車出發了，輪胎刮起一陣黃土地的風沙。路途遙遠，但沿途并未有多少風景。經過了一個棉紡織廠后，映滿眼簾的只剩下荒無人煙的黃土高原，和遠在天邊的秦嶺山脈。這就是“大西北”。

橡膠廠里的員工來自五湖四海，天津、北京、沈陽……從上海到咸陽，從南方到北方，“琴”最大的感受是“吃不慣”。在上海，盡管物質也很匱乏，一家幾口擠在20幾平方米的屋檐下，“琴”一家還是能用各種糧票換來白米飯、細面和炒青菜。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琴”只能到鄉下的地里挖野菜的梗吃，把稀少的大米煮成爛糊的稀飯。而在咸陽，能吃到的只有粗糧，像石頭一樣硬的窩窩頭、包谷米、包谷面，難以下咽。那以后，“琴”和上海的同事們每每回家，都會背回來一大袋二三十斤的大米。就連小孩來看父母，也要承擔起這個帶米的重任。

1975年，外婆與車間同事的合影，右邊第二是外婆，只有她當時往外瞟了一眼，沒看鏡頭。

“琴”在生產橡膠管的車間工作。她尤其注重衛生，每天7點鐘提早到廠，6點鐘晚下班，起早貪黑地做工，打掃衛生……自1969年開始，“琴”每年都是廠里的勞模，家里放著好幾個單位送的“銅吊”（水壺）。頒發的獎狀多到能捆成一大包，不懂事的女兒甚至拿來做包書紙，被班主任罵了一通。

在那個特殊年代，廣播里放著毛主席語錄，上班前、下班后的班會上，他們都要拿出隨身攜帶的“小紅本”，朗讀背誦，那些話早已爛熟于心。在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時，上面派下了10萬米止血帶的任務，必須完成。廠里氣氛緊張，“人能停，機器不能停。”為此，“琴”三天三夜沒有回過家，幾乎不眠不休，撐不住就在案板上瞇一會兒。身旁的機器一直冒出蒸汽，使三四月溫和的天氣蒙上一股熱浪。

1979年，外婆在車間工作，加班加點生產止血帶，最右是外婆。

外婆在談到“支內”的那些年時，她的情緒與往常一樣激動，好像這些事情是理所當然的，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當我問到文化水平時，她聲音變小了，說自己上學要走半個多小時的路，對學習不太積極，“我初中畢業倒好了，說不定可以留下來。”然后她像突然反應過來一樣，手一揮，好像在驅趕空氣中的什么東西，說：“這個不要寫，丟人的。”

外婆每說完一段話，就會總結一樣感嘆道，“真苦，那時候是真的苦。”“真苦”這個詞我已聽了不下十遍。在我的印象里，外婆一直都是不怕苦不怕累的人，從來不抱怨，我難以想象她口中的苦。好在那些日子她有外公“忠”的陪伴。

“忠”當初在上海橡膠廠做學徒時，對“琴”一見鐘情。一開始，“琴”并未接受忠的表白。但“忠”很堅持，跟著“琴”去“支內”，一路追到了咸陽，與“琴”一起在橡膠廠工作。“琴”被他的真誠感動，在1970年，他們到西安民政局領了結婚證。那時候的結婚證只是兩張薄薄的紙，遠看像獎狀一樣。最上方有毛主席“實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大紅字。沒有任何儀式，只有一張兩人的黑白照片留念。

1970年，外公和外婆的結婚照。

1971年，“琴”生了個兒子。第二年，女兒出生，也就是我媽媽。工廠的生活太忙，直到“琴”分娩前一周，都還在工作。他們根本沒時間帶孩子，也心疼孩子跟著他們受苦，所以“琴”回上海休產假時，把兩個孩子留給了母親。每隔兩年，一家才能團聚。在父母回來的那天晚上，孩子會反反復復地從睡夢中猛地清醒，強撐著疲累的眼皮，等他們到家。

1974年，外婆抱著我媽，外公抱著舅舅的一張全家福。

我的媽媽11歲時，她和舅舅回到了父母身邊。媽媽初到咸陽，看到“只在電影里有”的光著膀子、頭上扎著白布條的農民，和周圍的荒地，簡直和上海一個天一個地，她登時嚇哭了。那是許多支青、支內子女的困境，他們既想呆在父母身邊，又難以適應當地的環境。媽媽在咸陽呆了七八年，才回到上海，遇到了我爸。她很愛吃西北美食，涼皮，肉夾饃……她總感嘆，“我們西北橡膠廠那兒的涼皮最好吃。其他地方都比不上。”她會找那兒的朋友幫她買一箱箱的涼皮寄到家里。

1995年，“琴”48歲，因軍工廠工作涉及有毒有害物質，她可以提早退休。“琴”在職期間表現優異，廠里繼續聘用她培訓新人。直到2000年，“琴”才真正地回到故鄉，上海。2001年，我出生了，“琴”當上了外婆，成為了我記憶中的她。

1985年，媽媽、舅舅、外公外婆、太公太婆在西安游玩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