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膠行業著名父子兵：薛福基、薛聯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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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福基：創辦大中華橡膠廠，我國橡膠工業的奠基人之一。
　　薛聯寶：畢業于美國阿克隆大學，美國化學學會主席，聚合物科學的先驅者。


　　薛福基，江陰青陽鎮塘頭橋人，字德安，生于清光緒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94年l0月19日)，7歲進私塾讀書。因家貧無力繼續求學。1907年至上海和昌盛商號當學徒，受知于業帥尉遲松年，因而介紹給旅日華僑、大阪鴻茂祥商號經理余芝卿。1910年他東渡日本，得余芝卿重用。1918年被委任為經理，并得大阪華僑信賴，舉為大阪中華總商會會長。他抱著實業救國的宏愿，向余芝卿進言投資創建國內橡膠工業，被委以重任。

　　1928年回到上海創辦大中華橡膠廠，生產“雙錢”牌膠鞋。1932年發展為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為我國首家汽車輪胎生產企業。初期聘用日本技師輔導生產，后分派職工赴日實地學習，改進生產技術，使產品日益精良，為國人所歡迎。所產的“雙錢”牌輪胎可與世界名牌“鄧祿普”爭雄。在大中華橡膠廠的影響和推動下，上海先后建立起大中小橡膠廠80多家。由此形成了國內新興的橡膠工業。1936年，薛福基赴新加坡、馬來西亞考察橡膠樹的種植和橡膠的采制加工技術。次年夏又前往海南島調查當地橡膠樹的種植情況，并與當地商定租用2萬畝土地辟為種植園場，以解決工廠急需的主要原料生膠。他非常熱心家鄉的教育事業。1934年，捐助10萬銀元，在青陽鎮塘頭橋購地18畝，創辦“尚仁初級商科職業學校”。建5樓5底樓房2幢及平房42間，除教室，辦公室、學生宿舍和教職員工宿舍外，還有圖書館、實習室、小商場、體育場等，各項設備俱稱完善，并親自擔任校董會主席。為提高學校教學質量，專門聘請國學大師唐文治的入室弟子王紹曾為校長。學生畢業后大多進入大中華橡膠廠工作。1937年8月13日，淞滬抗戰爆發，薛福基在“大世界”附近遭日軍飛機掃射，被彈片擊中，于8月30日逝世，年僅44歲。

　　1935年，上海灘發生一樁訴訟案，這場官司從上海打到南京再到重慶，時間從抗戰前到抗戰中，余波一直延至抗戰后，引起世人的廣泛矚目。這就是轟動一時的英商鄧祿普公司訴華商大中華公司案。原告為英國老牌鄧祿普橡皮公司，被告為剛剛嶄露頭角的中國大中華橡膠廠。鄧祿普聘請美國律師阿樂滿（N.F.Allman），向中國商標局提出訴狀，稱大中華的雙錢牌輪胎的金錢形花紋仿冒鄧祿普的老頭牌輪胎的梅花丁花紋，要求判令大中華毀模、停產、停銷、撤回已上市的全部輪胎。豈料商標局不分是非，竟然認可鄧祿普公司的訴訟請求。對此，大中華毅然委托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潘序倫會計師,向實業部提出申訴，指出輪胎花紋不屬商標范圍，更非作為購買時識別的標志；輪胎花紋為滾動行駛和防滑而設，普遍以幾何圖形為圖案，外商不能以相似為理由加以壟斷；況且大中華輪胎花紋畢竟與鄧祿普輪胎有一定區別。面對事實和法理，實業部駁回了鄧祿普的訴求。但阿樂滿又向行政法院上告，行政法院崇洋媚外，又撤銷實業部的裁定，判定大中華敗訴。大中華被迫將輪胎改成工字形花紋，鄧祿普卻不依不饒；大中華又改為長城形花紋，鄧祿普依然不肯罷休。這場官司持續6年之久，從商標局、實業部一直打到行政院，引起國內輿論大嘩。其中的因緣，還要從大中華及其核心人物薛福基的創業歷程講起。

　　醞釀興辦實業

　　薛福基，字德安，甲午戰爭爆發的那一年（1894）10月，出生于江陰縣青鎮塘頭橋的一個農民家庭。幼年時讀過5年私塾，后因家境貧寒被迫輟學，去給親戚家放牛、做農活。15歲時，經親友介紹到上海和昌盛商號當學徒。和昌盛是旅日華僑余芝卿開設在日本大阪的鴻茂祥商號在國內的分號。薛福基到店后眼勤手快，見事敏銳，辦事利索，善于在實踐中細心觀察，揣摩做生意的門道，并常常為店經理尉遲松年出主意、想辦法，深得尉遲的賞識，很快就被提拔上柜管理營銷業務。

　　“五四”運動爆發，以經營日貨對華貿易的鴻茂祥陷于困境，余芝卿求助于滬莊尉遲松年，尉遲便將薛福基推薦給余。當年，薛福基受命去大阪主持鴻茂祥。他重視市場信息，善于分析市場供求的變動趨勢，適時調整經營商品的品種和規格，開拓新的渠道，擴大經營范圍，很快便使瀕臨倒閉的鴻茂祥轉虧為盈。余芝卿十分看重薛福基的才干，但又怕他跳槽他往，便故意不給薛福基定職務、定工資，發生費用任憑他宕帳開支。時間一長，這一“羈縻之道”果然絆住了為人忠厚的薛福基，限制了他積聚資金、自設行莊的作為。一段時間后，薛福基才被正式任命為鴻茂祥經理。

　　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大阪，薛福基工作之余總是抓緊看報、讀書，有意識地結交工商界、新聞界的朋友。他目睹外貨傾銷，國民利權外溢，自己經營“東洋莊”不免問心有愧，長此以往，亦無前途，在與各方人士的接觸中，逐漸醞釀了回國投資興辦實業的想法。在經營日制膠鞋的過程中，他發現膠鞋在國內南方各省有很好的銷路，而且利潤豐厚，每打膠鞋價格25元，每箱（20打）的經營收益近20元。1925年“五卅”慘案后，國內掀起反帝愛國、抵制日貨的熱潮，薛福基便積極說服余芝卿轉營橡膠工業，回國投資開設工廠。經過反復商議，余芝卿答應調度資金8.2萬元，委托薛福基負責籌辦膠鞋廠。

　　立足橡膠工業

　　薛福基考慮到尚未掌握橡膠生產技術，決定先謀 求與日商企業的合作。他選擇規模適中、產品只銷日 本本土的 A 字護膜廠作為合作伙伴，聯合在上海投資設廠，由鴻茂祥提供廠基廠房和部分流動資金，A 廠提供全套設備和技術培訓。薛福基于是派出三名技術工人以考察、采辦的名義到 A 廠學習膠鞋制造的工藝技術。不料日本中途變卦，以廠房租金異議中止合作，在日廠學習的薛仰清等三人亦被迫撤回。所幸事先確定代辦的12 、14 煉膠車各一臺已啟運抵滬，日方無法追回。

　　薛福基于是決定獨立辦廠，一面在日本招聘技師，通過對應聘人員的考試，了解涂膜配方和上光技術；一面以重金秘密聘請日本武川護膜廠技師加藤芳藏為技術顧問，通過加藤的關系，讓薛仰清等三名技術工人到加藤弟弟開設的神戶共立護膜廠繼續實習，掌握了膠鞋制作的全部生產流程和關鍵技術。1928年10月30日，大中華橡膠廠在上海徐家匯建成投產，有煉膠、制底、鞋面機器5臺，基本工83人，大部分是余芝卿、薛福基的同鄉子弟。開始時日產膠鞋1000多雙，以“雙錢”為商標，寓意“名利雙全”，產品由鴻茂祥投資開設的鴻裕批發所和昌盛商號包銷。所產膠鞋鞋面光潔，不粘、不脫、不裂，質量足以與日本產品“地鈴”牌膠鞋相媲美。當時國內橡膠工業只有3-4家小廠，大中華是第一家上規模的橡膠制品工廠。

　　大中華橡膠廠開工后一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國際市場上生膠價格暴跌，使大中華廠的生產成本穩定下降。而國內抵制外貨、倡用國貨的觀念逐步深入人心，國內膠鞋市場不斷開拓，工廠年盈利達到20萬元。于是，余芝卿決定吸收薛福基及其助手吳哲生入股，股本由8.2萬元增為20萬元。“九一八”事變后，各地抵制日貨運動一浪高過一浪。大中華特地在包裝盒上印上“完全國貨”字樣，以“人人贊美、個個滿意”為廣告詞，打響國貨品牌。并積極參加各地舉辦的國貨展覽會，將自己攝制的反映膠鞋生產工藝及產品質量的電影紀錄片送到各地放映，收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工廠當年獲利達到65萬元。薛福基抓住這一契機，先后籌建碳酸鈣廠、鋅氧粉廠和硫油膠廠，此后又建帆布織染廠，為膠鞋、跑鞋提供鞋面布，實現了除生膠外大宗原輔料基本自給的宿愿，既保證原料供給，又大大降低生產成本，增強了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此時國際市場生膠價格回升，國內其他橡膠制品廠很快陷入經營困境，而大中華因為掌握了原料主動權，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期間，他先后兼并交通、泰山（日資）、春華3家小型橡膠廠，改組為大中華3個分廠，進一步擴大生產能力，產品也向熱水袋等橡膠制品系列延伸。1934年，大中華的資本由20萬元增加為300萬元，資產總值達373.9萬元，短短4年間擴張15倍，執國內同行之牛耳。
編輯本段開發輪胎生產。

　　薛福基并不滿足于此，他憧憬著更為宏偉的發展藍圖。鑒于國內公路建設的推進、汽車運輸的發展，經過反復醞釀，薛福基向企業股東會提出了開發橡膠輪胎的發展思路。他堅定認為，輪胎才是“橡膠制品中唯一永久性之事業”。在他的奔走呼號下，終于力排保守人士的非議，爭得余芝卿和多數董事的支持，著手進行橡膠輪胎的開發研制。

　　為此，薛福基親赴日本大阪，尋求與日本企業合作。但汽車輪胎屬于戰略物資，日本當局嚴令對華封鎖，日方企業紛紛加以推托。薛福基堅持不懈，最終還是說服故友加藤芳藏，轉托日本中田鐵工廠機械工程師柴田設計圖紙，并由加藤出面委托中田廠制造全套生產輪胎的機器設備。設備制成后暫不運回中國，而是安裝在加藤弟弟的共立護膜廠內，派出會講日語的黃亞民等三名技術人員，裝作日本工人到共立廠跟班學習，掌握輪胎生產技術。

　　但此事很快被日本記者獲悉，并在報刊加以披露，指責共立廠向中國輸出輪胎制造技術。消息傳到上海，薛福基大驚，星夜趕赴日本，在加藤和柴田的支持下，迅速調度人力和運輸船只，搶在日本政府下達限令前，日夜兼程將機器設備拆運回國。同時聘請加藤的6位擔任技術工作的子弟來滬進行技術指導。1934年10月，第一只“雙錢”牌輪胎制造成功，填補了國產輪胎的空白。很快，大中華便形成人力車、自行車、汽車輪胎的批量生產能力，并為筧橋空軍學校制造過飛機輪胎，突破了外國廠商對中國輪胎市場的壟斷。

　　英年赍志而歿

　　大中華的成功在橡膠制品市場引起巨大震動，英商鄧祿普公司等十分嫉恨，便將人力車胎由每副15元降價為8元，保用期由半年延長為8個月，企圖一舉擠垮雙錢牌輪胎。薛福基不畏強手，在壓降成本、提升質量的同時，把保用期再延長2個月。并實行分期付款和放賬賒銷，對祥生出租汽車公司、上海搬場公司、上海公共交通管理處等實行按里程計價付款的辦法，即輪胎行駛里程不足（市內15000公里，長途10000公里），付款時相應扣除一定比例的貨款。甚至不惜虧本銷售，在老人頭輪胎跌價至每副4元時，也將標價調至3元2角，以此與外商爭奪市場。鄧祿普公司訴訟案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

　　盡管官司得到不公正判決，大中華接連上書要求行政院重新審議，都被駁回。但薛福基始終沒有放松發展民族橡膠工業的努力。他先后到南洋各地考察，并在海南島圈定土地2萬畝，計劃投資建設橡膠種植園，以降低原料價格。在廠中建立理化實驗室，加強產品質量檢測，研究開發新的配方設計和加工工藝。此外還捐資10萬元，購地造屋，在家鄉江陰塘頭橋創辦尚仁商科職業學校，發展家鄉教育事業。3年間招生3屆計300人，抗戰爆發后分批進入大中華橡膠廠工作，大部分成為民族橡膠工業的生產、經營骨干。

　　就在大中華著手拓展新的發展路徑之時，“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全面進攻中國。薛福基一面動員員工進行軍事訓練，積極籌劃工廠內遷；一面協同天廚味精廠吳蘊初、康元制罐廠項康元，研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戰。期間他還親自動手編寫關于輪胎性能及其使用方法的講義，為輜重兵學校的學員講課。8月14日，就在日軍進攻淞滬的第二天，薛福基乘車從公司總部去工廠，適逢中日在外灘上空發生激烈空戰，一顆炸彈落下爆炸，薛福基在車中被彈片擊傷后腦，經搶救無效于8月31日逝世，時年44歲。英年早殤，赍志而歿，令人扼腕痛惜。

　　薛福基先生的兒子薛聯寶

　　薛福基先生的兒子薛聯寶，1930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以優異成績考取美國阿克隆大學攻讀化學，后又考入普林斯敦大學攻讀博士，1957年獲有機化學博士。薛博士在開發合成橡膠、塑料、固體火箭燃料和馬達添加劑等方面的研究卓有成效，獲得了100多個專利，是世界上公認的聚合物科學的先驅者，薛博士現任美國化學學會主席。他已在美、德、英、日等8國作了50多次學術報告；1980年以來，薛博士已先后15次回國在上海、大連和長春等地進行講學。在講學期間，薛博士總要抽空攜妻女回家鄉省親，看望家父創辦的尚仁中學師生們，多次作報告勉勵師生認真工作、勤奮學習，為振興中華作貢獻。聆聽的師生們被他的愛國、愛鄉和愛校之情，感動和敬佩得熱淚盈眶。1987年8月30日，在舉行紀念薛福基先生逝世50周年揭碑儀式上，他被江陰市教育局聘任為尚仁中學名譽校長。近年來，他多次贈送圖書、投影儀、攝像機和體育用品給尚仁中學；并捐款2萬元，作為學生獎學金。